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经》，因此在乌尔都语、埃塞俄比亚语、汉语与阿拉伯语之外再多制作一种字体并不成问题。

另一种主要的圣书体字体由牛津的格里菲斯研究所研发，它基本上是为了出版加德纳的《埃及语语法》而做。圣书体字体的设计交给了曾在底比斯墓地工作过的艺术家诺曼·戴维斯和妮娜·戴维斯。妮娜·戴维斯著有一本埃及圣书体文字的书，其中以精心绘制的水彩画重现了象形文字符号的艺术光辉。这两位艺术家与加德纳合作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字体，相当细致地再现了每一个符号。他们的技艺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被埋没的工匠不相上下，特别是一个叫毕尔顿(W. J Bilton)的工匠。[39]牛津字体是为在英国使用而特别设计的，并且只适用于短小的文本，所以许多长文本依旧以手写摹本的方式出版。这样就为天赋异禀的埃及文书法家提供了展示技艺的机会，虽然通常是匿名的——例如，赫伯特·费尔曼曾抄写了中埃及语的故事、专有名称以及艾德福神庙的铭文。牛津字体以克里奥字体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该字体由克里奥·哈根斯设计，是在加德纳字体的基础上设计的计算机字体。

计算机生成的圣书体文字

计算机辅助埃及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uterAided Egyptological Research， CCER)最初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为圣书体文字研发一种新的计算机字体和一个词语处理程序，用以编写计算机中的圣书体文档。自1988年开始，约翰·哈罗夫和德克·范·德·普莱斯所主导的团队一直进行着这一研发工作。[40]埃里克·奥博格最初研发的MacScribe和WinScirbe字体发展成了一个复杂的应用，能够横写或竖写文本，也能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书写，还能随意组合符号和标红部分文本。圣书体文本还可被粘贴至任一词语处理软件中，从而使文本的生成变得简单。与CCER字体和词语处理应用一同出现的还有其他计算机象形文字字体应用，如萨卡拉科技的Inscribe软件(1994)、趣味教学软件，还有电脑版的埃及棋类游戏，如塞奈特棋，电脑游戏不再仅限于以埃及为主题。CCER则更胜一筹，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包含700个符号的标准字体库，还为那些更具冒险精神的人提供了完整的托勒密字体作为补充。这个看起来只适合勇敢者的举措，却被证明是整个企划成功的关键。一直致力于出版丹德拉神庙铭文的法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看到了通过CCER的程序实现计算机文本生成的机会。新出版的丹德拉神庙奥西里斯祠堂的文献就是工整干净的神庙文本，含有按需设计的“新”符号，并且扩展了现有的字体库。与此同时，新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能，即研究者可以在神庙工作现场使用笔记本电脑，将墙上的文字直接以可用于出版的格式录入电脑，并同时进行翻译。构想中的新设备能直接在石头墙面上核查文本，而不用查阅照片或等到很久之后再返回现场核对。另一方面，这项成果还能直接将文本上传至服务器，使其即刻就能在网上被获取。从墙壁到网络，就在同一天内!借助网络摄像头，研习某一特定文献的学生甚至可以即时在任何一家博物馆或埃及的其他地方获取所需的文本，直接研究原文，拓展学习的视野。这些设备也对文本的获取至关重要，它们使文本清晰易读，并有助于文本的保存。

圣书体文字破译的重要性

文献学家的成就开启了一个埃及信息的宝库。常言道，圣书体文字的破译带来了埃及学学科的建立。虽然留存下来的文献数量十分稀少，但文本信息确实丰富了我们对古埃及的了解，而且若非如此，我们对古代文化也不会建立如此多样的理解。考古学提供了建筑的语境、宗教与墓葬风俗的实物证据，为精英阶层制造的专门产品，有时甚至是古人自己的遗体。而文本信息使我们知晓了古人的名字、职位、思想、诗作及兴趣，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更广阔的宇宙观或困扰他们的世间琐事。这些私人的想法、税单、生活细节甚至重要的国家大事无法清楚明白地保留在考古环境之中。譬如，如果没有一篇以他的死亡为开篇、以他的灵魂给自己儿子建议为情节展开的教谕文学，我们不会知道阿蒙涅姆赫特一世被刺事件。一篇详细记载盗墓审讯过程的宫廷记录，为我们勾画出新王国晚期埃及腐败与玩忽职守的画面，显示了底比斯西岸如何依靠盗墓所获得的赃物苟延残喘。埃赫那吞写给他的神的诗句充溢着个人情感，致死者的信中诉说着丧亲之痛与身后之爱，莎草摇曳的沼泽中摆渡者的玩笑使旧日重现，阿蒙神在哈特谢普苏特母亲处的造访则充满含蓄的情色与欢愉。

对在埃及的考古学家来说，圣书体文字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法老时代遗物的发掘中，也总会发现文本信息，即使只是一个带有王名圈的小戒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录承载的是不同种类的信息，反映出一个地点的往事的不同侧面。塞伊思城因第二十六王朝的宗教铭文与请愿雕像而闻名。当时，一系列权势显赫的地方统治者管理着奈特女神的崇拜中心。这里还矗立着献给阿图姆、奥西里斯、哈索尔，可能还包括索贝克等神灵的神庙。除此之外，一座雕像记载了圣湖的建造，记录了它的确切大小，还有一个专门用于饲养奈特女神的圣牛的特殊区域，而一座石棺证实了重要的大墓地的存在。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考古发掘而得以发现的，实际上，诸如奈特神庙之类的建筑可能已再无踪迹可寻。另一方面，近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塞伊思城有两个主城区，其中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500年)，遗址上还有一个拉美西斯时代晚期的大型定居点，这些在文献上都不甚清晰。然而两种类型的调查拼凑出了这座古代城市从早期到现今的历史与生活。结合不同的证据可以为我们带来丰富的信息，从河流对城市的影响(通过地理考古调查)到波斯时期的投敌者乌加霍列森尼的存在(通过他雕塑上的圣书体文本)。对喜好拼图游戏的埃及学家而言，每条有价值的微小线索，无论是刻于石头之上还是写于三角洲的淤泥之中，毋庸置疑都是宝藏。[41]文本与艺术、文物与纪念碑合力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古代社会及其人群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