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人物（上）

样，身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导致与他人的交合，进而产生更多的人类。我们的种族就如此繁衍不息。性始自青春期之前，至老耄不育之期犹未终止；其实，它与我们的生命同始终。当然在求偶之年它对社会的影响较为明显。除了性之外，还有其他的情感可以促进我们的成熟：那些各种不同形态的精神上的提升，如爱好、友情、爱国心、神秘主义——如果我们想要决定性与这些情感的关系，我们就得展开一场激辩，可能比辩论司各特更为激烈。我只把各种不同的观点列出。有些人说性最根本；可作为对朋友之爱，对神之爱，对国家之爱等情感的基石。另一些人以为性只是与这些平行并列之物，并非其根本。另外又有些人主张性与这些东西根本无关。我以为，我们可以把这些感情统统称之为爱。它只是人人必须经历的第五种主要经验而已。当人们爱的时候，他想获得什么东西，他也想付出什么东西。这种双重目的使爱情变得比吃饭睡觉复杂。它既是自私的而同时又是利他的，两者毫不冲突。爱情占了人生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们不得不问，因为它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在二十四小时中，睡眠约占了八小时，吃馁约占了两小时多，我们是否可把爱情也定为两小时？太多了点吧。爱可能与我们的其他活动混合在一起——瞌睡和饥饿也可能。爱可以引发各种不同的附属活动：例如，一个人对其家庭的爱可以使他将许多时间用于股票交易上，或者对神的爱可使他花许多时间在教会上。但是他花在与他所爱之人作感情交流上的时间，一天是否会超过两小时，则大大地值得怀疑。然而，也就是这种感情交流，这种奉献与占有的欲望，这种慷慨给予和期望获得的混合，使爱显得和其他四种经验不同。
　　这就是人类天性——或者部分天性。小说家本身就是由这些天性组成的。小说家提起笔，在一种异常，可以便于称之为“灵感”的状态之下，创造人物。在小说中人物或许会和某些不包括在这五种经验之内的事物发生关连，这种情形所在多有（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就是一个特殊例子），此时，人物当然就得修改其天性成分。然而，我们此刻所要讨论的是小说家的一般情形，他具有人类共通的感情，为了便于表达这些感情，他不惜牺牲许多东西——故事、情节、形式及穿插倏忽之美。
　　那么，在哪一种意义上，小说国度不同于地上国度呢？我们对此无法下定论，因为就科学意义来说，他们之间没有相同之处。例如，小说人物不必要有什么腺体，而真实人物个个都有。但是，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划下界线，他们却似乎意欲在相同的线路上活动。

　　就第一点——出生——来说：小说人物的出生有点像包裹，而不像人类。婴儿在小说中的出现就有点邮寄似的味道；他是被“投递而来”的；人物中年纪较大的一员去把他取来拿给读者看。以后在他能说话以前，通常被冷藏起来，否则就做为辅导情节之用。像这种情形及其他种种与真实世界出生不同的情形，有两种理由，一好一坏，等一会我们就会提到，我们只要注意到小说世界中居民之出生是多么的虚浮不实。从斯顿到乔哀思几乎没有任何作家曾经处理过出生的真相，或创造出一套新的处理方法。也没有任何小说家，除了姑婆疼孩子式的方法外，曾经对婴儿的心理稍加探索，进而运用深藏于其中的文学宝藏。也许，这种事无法做到。我们等会看看是否真的做不到。
　　在另一方面，对死亡的处理则可车载斗量且五花八门；这显示出它甚合小说家的口味。它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死亡可以简洁整齐地结束一本小说。另一个较不明显的原因是，在时间的过程中，他发现从已知写至未知比从未知的出生写至已知容易。在他的人物死亡之前，他了解他们。他在描绘他们时既可就据实情又可凭想象；写实与想象——最强劲的结合。让我们看看死亡——《巴塞特的最后编年史》中普鲁迪太太的死亡。书中每件事都处理得适当合度，但效果则非常令人不耐烦，因为作者却洛普把普鲁迪太太驱入到许多宗教的僻径上去了。他要我们看清楚普鲁迪太太的每一个步伐，每一次颠扑。他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务要使我们对普鲁迪太太的品格、行为及她的宗教虔诚耳熟能详。然后她在床边心脏病才突发。却洛普对她关注的够多——直到她的死亡。几乎没有什么事物，小说不能从“日常死亡”中取而用之；也没有什么事物他不能就情况需要而想象出来。这座未知之门对他常开。假使他有足够的想象力，而且不想带给读者一点什么“死后”的信息的话，他尽可与他的人物同入斯门。
　　第三项的饮食又如何？小说中的吃多是社交性的。它可把人物拉到一起，但人物的吃很少是生理上的需要。他们很少享受食物，如非特别需要，也不消化食物。就似真实生活一样，人物常想互相聚叙，然而我们日常那种对早餐午餐的需求，在小说中却一无反应。甚至，诗对吃都比小说做得多——至少，在美学那一面是如此。米尔顿及济慈对饕餮之乐比梅里狄斯感爱更多。
　　对睡眠的处理，亦非常肤浅。没有人对恍惚难忆的梦中之境说过什么。梦可以合乎逻辑，也可以由过去及未来许多突出的生活小片段拼凑而成。梦被引用到小说中，竟不是以烘托人物的整个生命为目的，而仅做为烘托他醒着时的那一部分生命之用。人物从未被小说家作为生物般处理，他忘记了他还有三分之一的时光是活在黑暗之中。历史学家那种只把目光局限于白日的情形，小说家极宜避免。他为何不去了解或重塑睡眠？记住，小说家有权创造，而我们也能判断出他的创造真不真实，因为他不可越轨而闯入“非必然”的区域之内。但是，他既不描写也不创造睡眠——睡眠本身就是个可资描绘创造的混合物。
　　爱：我们都知道，在小说中关于爱的描写，真是多如恒河沙数。然而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它们不是写得过火，就是写得沉闷。为什么这种经验，尤其是有关两性之间的描写，如此之多？假设你对小说的印象模糊的话，你很可能就把它看成一种爱情关系——一男一女，两情缠绵，意欲结合，或成或否。但是即使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或一群人的生活毫无定见，你对这种生活的印象定然与此不同且繁复得多。
　　为什么爱，即使在诚挚的好小说之中，变得如此突出？似乎有两种理由：
　　第一：当小说家停止依实情刻画人物面开始创造人物时，各形各色的“爱”在他心中变得重要起来。他使他的人物，虽非有意，对爱变得过分敏感——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像这些人物一样为爱劳神费思到那种地步。人物相互之间的过分敏感性，即使在被称为雄浑作家，如费尔汀之流的作品中都极为明显。而这种敏感在日常生活中至为罕见，当然闲暇太多的人也许例外。一时的热情激动自然可以，但绝非小说中那种不断的感应，那种无休止的再调整，那种持续的渴望。我相信这些只是小说家创作时心理状态的反映，小说中爱的表现不当部分归因于此。
　　第二：这一点应属于我们讨论的另外一部分，但我在此稍稍一提。爱，如同死亡一样，为小说家所乐于采用，是因为它能很方便地结束一本书。小说家可以将爱写成永恒不变，而读者也很容易地接受，原因是附着于爱之上的幻觉之一就是它将会恒久不变。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历史以及我们以往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没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恒久不变的；它就如作者本身一样捉摸不定。它如要继续生存，就必会有所变动。如果它已不变动，它就不是人情关系而是社会习惯，重点已从爱转到婚姻制度。这种感情上的变动性，是人之常情，然而我们不愿把这种苦涩的事实应用到未来的事物上：我们渴望，未来必有不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