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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子。笛福原本想编造一个以那位哥哥丈夫为中心的情节,可是此人因未克细雕慢凿,不足当此重任;而她那位合法丈夫(带她去牛津旅行的那位)又偏偏销声匿迹不复再现。只有女主角突出于一切之上像屹立于空旷之地的一株树。我们既然认为她各方面都活生生地一如真人,我们就得自问如果在平常遇到她时,我们能不能认出她来?这就是我们还得继续考虑之点: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的不同。奇怪的是,纵使我们在小说国度找到一个生动自然如摩儿一样的人物,她的所做所为与日常生活无何不同,我们仍然无法在真实生活中发现完全与她一样的人。假设我突然不用演讲的语调而改用平常交谈的口吻对你说:“注意——我发现摩儿就在你们听众之中——小心,某先生,”——叫出你们其中一位的姓名——“她离你近得可以拿到你的手去表了。”——当然,你立刻知道我在胡说。这句话不但违反了可能律而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违反了日常生活和小说的常理,以及逾越了分隔此两者的鸿沟。假设我说:“注意,听众之中有一位像摩儿般的人。”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但也不会被我这种极度缺少鉴赏力的表现所惹怒:我只违反了可能律。认为摩儿今天下午出现在剑桥或在英国某地,或曾在英国某地就变得愚不可及,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特殊问题,在下星期讨论到人物与小说其他面相配合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将可轻易解决。那时我们可以作一堂堂正正的回答——常见于一切文学书籍及考试卷上——美学式的回答:小说是一艺术作品,有其自身法则,与日常生活法则不同,小说人物的真不真,只能依照小说法则衡量。爱美丽亚或爱玛,我们那时可说,无法在这个演讲会中出现,因为她们只活在那两本以她们的姓名为名的书中,只活在费尔汀或奥斯汀的世界之中。艺术的界限把她们与我们分隔开来。他们之所以真实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虽然她们可以像我们一样),而是因为她们可信。
这个回答很好,可以导致一些健全的结论。但是对于像《摩儿。弗兰德丝》这本人物至上的小说,仍嫌不足。我仍需要一种较不接近美学面较近于心理学的答案,她为休不能在这里?什么东西使她与我们格格不入?答案在阿伦那段话中即已隐隐托出:她不能在这里,因为她属于一个内心生活清晰可见的世界,一个叙述者与创造者合而为一的世界。现在我们可以对小说人物的真实性有个较清晰的观念:当小说家彻底了解人物的一切之后,人物就会变得真实。他可以不告诉我们他所了解的是什么:许多事实,甚至十分明显的事实,都可隐而不说。但是他必须给我们这种感觉:人物虽然未经解说,但却清晰可解。就由于这点,我们看见了日常生活中所看不到另一类真实人物。
人类的交往,如果我们把它孤立起来,而不把它当作社会的附属品,看起来总似附着一抹鬼影。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最多也只不过是浅浅交通;即使我们愿意,也无法将整个内在活动翻出来给别人看;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完全的相互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了解小说人物。除了阅读的一般乐趣外,我们在此为真实生活中的缺憾找到了补偿。就此一意义而言,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它已超越了可见事实;而就我们的经验,每个人都知道可见事实之外还有他物。纵然小说家未能正确地把握此物,起码他已尝试过。小说家尽可描写人物始自婴儿,尽可要他们不吃不睡,尽可使他们恋爱、恋爱,除了恋爱什么都不做,只要他了解他们透彻之里,只要他们是他的创作物,他就有权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就是摩儿。弗兰德丝不能在这里的理由!也是爱美丽亚和爱玛不能在这里的理由之一。他们那些人物的内心生活不是清晰可见就是可以窥察;而你我的内心生活则隐而不彰。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即使是有关邪恶人物的小说,可以给我们慰藉的理由;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群较易理解,因之也较易把握的人种,它给了我们拥有睿智和权力的飘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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