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2）

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他誓言：“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词，他要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样，推翻旧文学。他用半白话写了一首《沁园春》，其雄气与狂气，与陈独秀的“扑杀诸老年”，可有一比。其下阕云：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

将他腐臭，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

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虽然胸中有三千丈豪气，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论者，甚至一边说文学革命，一边还小心地与“革命”拉开距离。他自称不是笼统地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不成熟的革命。后来他把上面的那首词，改了又改，把“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改作“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词意已卑”。一篇慷慨激昂的革命檄文，顿失锋芒，变成了小学生作文指导。

胡适为中国文学诊断出三大弊病：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摹仿古人，三是言之无物。在胡适心里，文学改良的第一步，从诗歌入手，他主张用散文的语言写诗，所谓“作诗如作文”。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可操作的设想了。即使没有陈独秀的邀请，他也准备杀回国内，向中国“死文学”的“一车鬼”们宣战了。

人与人是有感应的，狂人与狂人的感应更强烈，不然陈独秀也不会苦苦追索胡适的稿子了。1916年2月上旬，汪孟邹又给胡适去信说：“青年杂志已出至五期，六期不日即出。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陈独秀对胡适的期待，从小孩望过年，上升到大旱望云霓了。

2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版了，胡适的稿子依然未见。3月初，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周报）的来函，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与陈独秀商量，拟将杂志名改为《新青年》。陈独秀虽十分郁闷，但群益书社毕竟是投资人，也不好太过反对，只得勉强屈从。

名字虽然改了，但改名后的新刊，却一拖再拖，据说“因战事”暂时休刊，其实，护国战争哪里打到上海滩呢？休刊既有经济拮据的原因，亦有陈独秀赌气的原因。陈独秀于8月13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为《新青年》。” 强调改名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发行者的意思，不满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