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下了一场战争”（1）

“开下了一场战争”

1916年春季，胡适虽然还没有提笔给《新青年》写稿，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思考，却有了重要的突破。他说：“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简言之，“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观念形成了，胡适对中国文学改良的路向，也就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在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班思想活跃、有志于文学革新的中国留学生，以梅光迪（觐庄）、任叔永（鸿隽）、胡适、唐擘黄（钺）、杨杏佛（铨）等人为核心，经常相聚一堂，坐而论道，或两日一短笺，三日一长函，相互切磋问难。

胡适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尽管他们都认为，“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到底应该怎么改，多数人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胡适主张从推广白话文入手。他的观点大致为：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乃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

九、文言的文字可懂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任叔永是《留美学生季报》主笔，中国科学社的董事长兼社长。某日，他和梅光迪、陈衡哲、杨杏佛、唐擘黄等人在凯约嘉湖泛舟游玩后，兴致甚浓，作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长诗，寄到纽约给胡适看。诗中有“言擢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子。

这哪像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青年所写呢？胡适马上回信，指诗中的“言”字、“载”字，都是死字。“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20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

任叔永也是学物理、化学出身的，并非乡间腐儒，被比自己小五岁的胡适一顿抢白，颇不服气，他回信辩解说：“‘载笑载言’固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此君我不同之点也。”

胡、任二人打起笔墨官司，梅光迪出面替任叔永打抱不平。梅氏是1911年的官费留学生，即第三批庚款留学生，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三年，然后入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因为仰慕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之名，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拜白璧德为师，专攻西洋文学。但幼承庭训，对中国古文情有独钟。

梅、任都赞成“文学革命”，但他们不认为文言与白话之争，是文学革命的关键，他们不反对在小说、演说中采用白话，但诗歌不行，因为诗歌是“高级的文学形式”。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人，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南社社员。

南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影响很广的文人团体，1909年由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一批“反清复明”志士在苏州所创。“南社”的意思，就是要和“北廷”对抗，政治上很激进，承继东林党人结社议政的余风，结交天下豪杰，“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陈去病语），不少南社社员都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后，他们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文化上主张保护国粹，坚守传统文化。

以革命的二分法，是没办法把南社归类的。胡适挑战旧体诗词，不仅挑战了梅光迪和任叔永，亦等于挑战了南社。南社的灵魂人物陈去病、柳亚子等人，虽然与同光体、常州词派、桐城派等旧学人士，积不相能，但他们身上那种以大明遗民自居的名士气，也决定了他们对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