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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也意识到问题症结,他找到了胡适,隔洋喊话:“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但国内苦于没有这方面的优秀作者,光靠译文又不足以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的观念,因此“务望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登之下期《青年》”。
对文学改良问题,胡适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一式两份,分别投给了《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
他在文中写道,文学改良,要从以下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其中第三、五、六、七、八项为形式革命,第一、二、四项为精神革命。
这是胡适在国内首次登台,措辞颇为温良克制,但批评章太炎“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亦相当尖锐大胆了。陈独秀是识货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获至宝,立即登在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他还亲撰一篇《文学革命论》,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为胡适张目。陈独秀擅长鼓动性文字,腕下霎时兴云雨,纸间顷刻走龙蛇,大声疾呼。
他摇旗呐喊:“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钱玄同也写了一封“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给陈独秀,盛赞胡适的文章,“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又会跳出来咒骂胡适了,“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句骂人话,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发明权属《新青年》所有,一经骂开了,立即在文化界不胫而走。有人摇头叹息,亦有人拍手称快。胡适说,这两句口号之所以流传一时,是因为“它们也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一篇胡适自称“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的“刍议”,经陈独秀、钱玄同大吹大擂,俨然成了向旧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在北京那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里,震动一时,激起了轰轰嗡嗡的议论。《新青年》也一炮而红,从一本默默无闻的滞销杂志,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胡适人还在大洋彼岸,在国内却已经“暴得大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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