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1）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

由于亚东的经营状况一直未有起色，汪孟邹日坐愁城，连陈独秀这个书生，也不得不下海蹚浑水了。他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促成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的合并。合并后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书局，庶可与其他大出版商一争长短。其实也是为《新青年》开辟一条活路，亚东、群益一天不告别“苟延”之局，《新青年》就一天不能摆脱“残喘”之苦。陈独秀与汪孟邹一起，仆仆风尘，到北京为书局招股。

其时陈独秀住在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北大校长任命发表的当天，蔡元培冒着严寒到旅馆登门拜访。“这很像‘三顾茅庐’哩！”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本来不是蔡元培的意思，是别人推荐的结果，究竟陈独秀在教育上有什么主张，令蔡元培觉得非他不可呢？

1915年，陈独秀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病，曾公开宣示他的四大教育方针：一、现实主义（注重现实生活）；二、唯民主义（民为邦本的民权主义）；三、职业主义（从事实际的社会生产活动）；四、兽性主义（体魄与意志的锻炼）。

在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陈独秀也曾与友人就教育方针交换过意见，他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

这与蔡元培在民元鼓吹的“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不谋而合，蔡氏本来就爱惜人才，既已当面，焉忍错过？于是便三顾、四顾茅庐，要请陈独秀出山了。

但陈独秀觉得自己既无学位，又无大学教学经验，对教书兴趣也不大，还是想回上海办《新青年》，他再三推辞，并荐胡适以代。

蔡元培说：“你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同时也非常欢迎胡适回国，北大的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亟盼胡适能回来挑大梁。陈独秀没办法再推了，只好答应，约定以三个月为期，如胜任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

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这样做“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知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按罗氏说法，仿佛陈独秀在北大学生中，是一颗万众期待的明星，其实，那时的北大，从上面几位亲历者的描述可知，简直是一个污水潭。“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有之，“无不热烈欢迎”则未必。

蔡元培亲自出来回答那些质疑：“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 陈独秀在清末民初曾发表过《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荀子韵表及考释》、《连语类编》等著述。这才把质疑者的嘴巴给堵住了。

陈独秀终于踏入了北京大学的门槛。《新青年》也随他从上海迁到北京，在箭杆胡同九号落脚（但出版地仍在上海）。出乎陈独秀的意料，果然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从上海挪到北京，不仅把《新青年》挪活了，而且亚东图书馆竟也咸鱼翻身，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凭借着聚集在北大的一批文化精英，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渐渐回黄转绿，现出了勃勃的生机。

其时北大尚在景山东街四公主府，校内北侧为讲堂，东侧为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称“卯字号”。新文化运动时期，卯字号星光熠熠，冠盖如云，真是猗欤盛哉，恒为北大校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

说这些人都是受陈独秀的吸引而来的，那是夸大了陈独秀的影响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在陈独秀之前，已在北大执教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的经学家刘师培，以及“以骂人名海内”的音韵训诂学家黄疯子黄侃等等，都是蔡元培请回来（或保留下来）的名重一时的学术大师。蔡元培看人，只看称职与否，守旧也要守得称职，不能马马虎虎地守。

辜鸿铭脑后留着一条大辫子，到死也不肯剪，连雇回来替他拉车的车夫，也是拖着辫子的。他这条辫子在北大赫赫有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招来无数注目礼。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为之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有资格笑辜鸿铭的人，普天下确实数不出几个来。

蔡元培又聘请了孙国璋（芾仲）到北大教授世界语。这与蔡氏的安那其世界主义情结有关。世界语在民元前后，曾一度风行，后渐式微。蔡元培希望利用北大的阵地，重振旗鼓。而新学诸子又正提倡改造汉字，双方不谋而合，故积极推波助澜。

应该说，很多人是冲着蔡元培去的，不是冲着陈独秀去的。蔡元培学养纯厚，胸襟廓然，奉行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如黑暗中的一盏暖灯。虽然身材瘦削矮小，但他雍容雅步的身影一出现，几有“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的盛况。

蔡元培强调，他希望北大只有学术宗师，没有学术门派。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1917年，蔡元培聘请只有中学毕业程度的梁漱溟到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氏到校第一天，就问蔡氏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氏回答：“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这是他的心里话。蔡元培反对的只是政治化的孔子，反对独尊孔子，并不是要把孔儒扫地以尽。他所持的完全是一种平等心和平常心。当梁漱溟表示，他到北大，“不仅是不反对（孔子）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时，蔡元培也照样无任欢迎。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1917年2月，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古文之不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