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会中央（1）

八方风雨会中央

自从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北京渐渐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中心。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远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怪人的留意。这人名叫吴虞，时年44岁。他童年曾师从经学大师吴伯竭，经史子集，无不烂熟。戊戌变法之后，开始转求新学，是成都最早鼓吹新文化的人。

吴虞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亲赶出家门，导致他的儿子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此事令他对父亲恨之入骨，日记中屡斥其父为“魔头”，甚至愤而悲叹“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 1910年，由于家产纠纷，他被父亲告上衙门，最后官府虽判他父亲败诉，但吴虞却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忤逆子”，受到“社会贤达”们猛烈抨击，指他“无君无父”、“非理非法”、“忤逆伦常”、“大逆不道”。

吴虞为了自辩，写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个学堂散发，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地旧派势力，骂他外扬家丑，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的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永远驱逐出四川教育界。

1916年12月，吴虞在看到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大有共鸣，于是投书陈独秀，毛遂自荐，写过哪些文章，哪些文章遭到官府查禁，哪些文章报纸不敢刊登，章士钊对他的诗文如何评价等等。显然是一份要加入新学阵营的投名状。

陈独秀当然无任欢迎，叫吴虞把全部文章寄来，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对于在四川几沦为丧家之犬的吴虞来说，陈独秀的招揽，简直与及时雨宋江搭救柴大官人出枯井无异。他的文章随即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

陈独秀在日本认识的李大钊，已于1916年夏天回国，当时袁世凯已死，一度被政府封闭的《甲寅》杂志，在章太炎的怂恿下，章士钊也萌发了“中兴之意”。李大钊与高一涵在北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日刊。陈独秀力邀李、高二人加盟。

钱玄同向陈独秀推荐鲁迅，说此人文采不错，在日本编过两本《域外小说集》。陈独秀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托钱玄同把《新青年》送给鲁迅，希望他投稿。但鲁迅看过以后，心如止水。据他观察，《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所以才来找他捧场。他对钱玄同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睡着是死，醒来也是死；不挣扎是死，挣扎也是死。这铁屋子根本就是不可能打破的。为什么打不破？如果这铁屋子是孔夫子造的，一定可以打破；如果是四书五经造的，那也一定可以打破。唯有当这铁屋子是无缘无故和无边无沿时，它才有可能立于打不破之地。

鲁迅无疑认为这铁屋子不仅仅是文化的黑暗，更是人性的黑暗，是人心的黑暗。所以他才会有“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感觉。

做了五年京官的鲁迅，多少沾了一点衙门阴气，目光与心态，显得苍老与灰暗，与其说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说传统的士大夫色彩更浓。这与陈独秀憧憬的“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的新青年形象，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他自称是“思想太黑暗”的“死的随便党”，习惯于站在舞台深处最黑暗的角落里，冷眼相看，钱玄同给他起了个“猫头鹰”的外号，传神之至。

鲁迅对现实不抱希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他的神经兴奋起来，看到一丝光亮。他不相信靠《新青年》上几篇文章，就可以把铁屋子打破。他把杂志转寄给绍兴的弟弟周作人，并引用了教育部同事许寿裳的一句话：“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

鲁迅和许寿裳都是蔡元培的同乡，又都是蔡氏在教育部的老下属，当蔡氏招贤纳士时，他们一起推荐了周作人到北大教希腊文学史与古英文课，蔡元培欣然同意。周作人对北上似乎没有太多的激情。4月，他从春江水暖的绍兴，辗转来到寒冷依旧的北京。在上海码头遇窃，更令他对北京之行蒙上阴影。

到京后，周作人与鲁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两兄弟聊起《新青年》时，周二先生的反应和周大先生一样，“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他们暂时都没有给《新青年》写稿的兴致。

因为是学期中段，不能开新课，周作人只能暂时在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当编纂，和兄长逛琉璃厂，拜访朋友，吃饭饮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日子过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