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会中央（2）

钱玄同是绍兴会馆的常客。他给周氏两兄弟送《新青年》，向他们约稿。据周作人回忆，当年的《新青年》，在他印象中，亦不过“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倒是他们经常在槐树下的高谈阔论，要比《新青年》激烈许多，从“非圣”、“逆伦”，说到去“东方化”，“用夷变夏”。钱玄同主张烧毁中国书和废除汉字，鲁迅也有同感，深信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认为中国不如改用德文，若办不到，也要在汉文中多羼入外文字句。

1917年9月，北大新学期开学，“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任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他把译稿《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交给了钱玄同，算作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

另一位被陈独秀看好的作者，是出身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刘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1891年，原名寿彭，后改为“复”，号伴侬。他属于没受过严格传统文化训练的第一代文人，童年由父亲开蒙，然后入小学、中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周作人形容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刘半农第一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是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上的《灵霞馆笔记》，还算不上是文学革命的作品。周作人说：“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

迨至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以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正式加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之中。他宣称文学要改良，非破除迷信不可：“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在学院派看来，刘半农有点花里胡哨，文笔也流于轻薄，散发着上海小报记者的气息，深为胡适等人所不屑，但陈独秀对这位“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周作人语）的年轻人，期望甚殷，只要去掉他身上的红袖添香名士气，可望成为冲锋陷阵的勇将。

陈独秀向蔡元培大力推荐刘半农，而蔡元培也从《新青年》上留意到此人了。1917年秋天，北大聘刘半农为法科预科教员。刘半农遂穿着鱼皮鞋，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从此，北大校园又添了一只小兔子（他与胡适同属兔）。为了表示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他把带有脂粉味的“伴侬”，改为“半农”。

9月10日，胡适到了秋风初起的北京。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洗尘。汤尔和、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等人作陪。胡、钱二人神交已久，这时一壶浊酒喜相逢，不亦乐乎。

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接二连三去拜访胡适（9月14、19、25日）的经过及谈话内容。胡适的丰神韵度，把钱玄同的神魂都摄去了，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胡适认为“古书伪者甚多”，主张“读书贵能自择，不可为古人所欺”，一番话好像搔着了钱玄同的痒处，不由得连声叫好。

钱玄同被胡适的才华迷住了，胡适说什么，都好像纶音佛语一般，左一句“此说极是”，右一句“此意吾极以为然”。胡适说他准备编一本《白话文典》，钱玄同大表赞成，逢人说项。他们着手设计新式的标点符号，准备向教育部提出推行议案。胡适还说服了他的老乡汪孟邹，为亚东图书馆订下一个重新出版标点本中国小说名著的大计划。

沙场秋点兵，围绕着《新青年》的队伍，已略见规模。在北京有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在外地则有易白沙、吴虞等。而在他们的对面，北大校内的旧学人物如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陈汉章、黄侃、林损、马叙伦等，校外的林纾等，阵容亦堂堂可观。陈独秀所呼唤的四十二生大炮，已经架起来了，炮弹也上膛了。但这时，《新青年》却偏偏因财务问题，维持不下去。

在众多史家笔下，《新青年》的诞生，直似“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新文化运动从此云腾水涌。其实，《新青年》的销量少得可怜，1916年底，偌大一个成都，只销五份，全盛时亦不过三十份左右。1917年在全国的总印数（包括大量免费赠送）在内，每期约一万五六千份（据梁启超1912年办《庸言报》时说，印一万份仅不亏，没啥赚头）。主要读者，以知识精英的圈子为主，对新文化的争论，亦只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闹腾，即使在杭州这样的东部城市，1918年之前，对新文化注意的人也不多。

《新青年》仍然只是几个知识精英圈子里的事，在社会上影响有限，距离一个“运动”尚远。1917年底，群益书社提出停止出版。对陈独秀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