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1）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北大，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小社会。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把它作为一个小型的公共社会来治理。辜鸿铭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蔡元培是北大的皇帝”。而梁漱溟对蔡氏的评论，也别有意味，他说蔡元培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五花八门的学会，也从平静的汉花园内纷纷冒出，一派万紫千红。诸如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社、技击会、音乐研究会等（其中有些学会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的，然亦可归入蔡氏治校期间），学生们指点江山，论议英发，十分热闹，为校内的“民间社会”添上精彩一笔。

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由专家、教授主讲，学生可以质疑问难；教授与教授之间，也可以互打对台，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成为那一代学人最具亮色的记忆。胡适与梁漱溟互打“哲学对台”的故事，则恒为北大人所津津乐道。

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古代哲学史”。讲义是自己编写的。在他之前，这门课由陈汉章讲，老夫子讲了一年，才从伏羲讲到洪范九畴。当胡适走上讲台时，许多学生都心存疑问，不知这位年仅27岁，风度翩翩的留美学生，怎么讲五行八政皇极庶征五福六极。讵料，他一开口，便把那些半是神话半是政史的东西，统统抛开不讲，直接从周宣王“胡说”起（胡适名言：“有‘子曰’、‘诗云’，难道就不允许有‘胡说’？‘胡适说’就是‘胡说’嘛！”）。顾颉刚是他班上的学生。

顾颉刚，生于1893年，苏州人。入北大时报的是理科，后来读不下去，才改为文科，他受章太炎影响极大，却常常在自己的书本上署名“上炎”，意思当然不是“上呼吸道炎”，而是要超越章太炎之上。他觉得胡适在课堂上讲课，“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说而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兴奋之余，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国文门同学傅斯年拉去旁听。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1896年，老家是“科目鼎新，贤士辈出”的山东聊城，与历史上有名的伊尹、孙膑、鲁仲连、程昱是同乡。学问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器重，恒被视为章氏学派的传人。

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力之巨，实在令人惊叹，无论新派旧派、革命派保皇派、维新派激进派、老中青年、大中小学，到处都有他的门生与崇拜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然而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当新文化崛起时，48岁的章太炎，虽然年富力强，但学术的黄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适为他的学术做了一个讣闻：“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果然，衣钵传到黄侃之后，连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师门了。

据胡适说，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企图“绞断中国哲学史”的家伙也照样轰走。

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这个铁杆的“黄门侍郎”（黄侃的爱徒），摇身一变，从此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他的转变之快，连陈独秀也不禁生疑：这山东胖子该不是黄侃派来的细作吧？胡适后来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这一年，顾颉刚24岁，傅斯年21岁，从年龄上看，与胡适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化史而言，已分属不同世代了。新生代的文化传人，开始在北京大学登场了。

陈汉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黄侃也看不起胡适，胡适在哲学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黄侃便当着胡适的面大骂：“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质问黄侃何以无端辱及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