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2）

黄侃笑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但陈汉章、黄侃等人的嘲笑，并没有令学生们听课的热情稍减，甚至连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课室挤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里上课。

梁漱溟也是教哲学的，他的课题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于来听他课的学生太多，原来的课室容纳不下，也要换成第二院的大讲堂。梁氏是土头土脑的墨子形象，大讲西方文化与哲学；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讲的却是中国哲学。两人在楼上楼下同时开讲，打起了哲学对台，但同样是听者如堵，人头挤挤。

两人的对台，打来打去，唾沫横飞，在学生中都那么受欢迎。他们斗得愈激烈，学生们的收益就愈大。

胡适洋洋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过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的学术著作。在内容上，完全打破“训诂古书”的老套套，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引用古人的话，则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以彰显自己的观点。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

蔡元培没有理会陈汉章的嘲笑，在序中对胡适大加赞扬与鼓励：“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不过，胡适的哲学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当时有人断言他写不出下卷，因为他不懂佛学。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黄侃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北大教授讲课，一向很欢迎别人去旁听，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班上的学生，甚至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不然，胡、梁二人的课，也不会有一二百人的盛况。学生与先生之间互相析辩驳难，也是寻常之事。

有一回钱玄同在课堂上讲广东音韵，课后被广东籍学生质疑，写信指出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有错。在下一堂课时，钱玄同便向学生公开承认，这位广东同学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他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一知半解，并表示很感谢这位同学纠正了他的纰漏。这一类的美谈，在北大不胜枚举。

北大成了全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地标，甚至把远在南方的新青年也吸引来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承认深受《新青年》的影响，“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1918年8月，毛泽东偕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扛着被服书卷，投奔北大而来。毛泽东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他说，从此，“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