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1.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1917年冬天，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经济负担太重为由，决定停止出版《新青年》，经陈独秀奔走努力之后，书社勉强答应继续出版，但杂志必须进行改革。从1918年1月复刊开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编务不再由陈独秀一人承担，改为采取集议制。

胡适说：“民国七年（1918）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半农）、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

当时胡适不在北京，正在家乡奉高堂之命，与只见过照片的小脚妻子，嘉礼初成，新婚燕尔。他是回到北京后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

杂志销路不广，令陈独秀大感头痛。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他们虽然四面出击，向旧派人物挑衅搦战，都得不到什么回应，偶有回应，亦多为不温不火，像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看得胡适火气都消了。陈独秀抖起丈八蛇矛，大呼“不容匡正”，但林纾却来个“吾不语焉”。所以刘半农叹曰：“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做传媒，不怕人捧场，不怕人踢馆，最怕无声无息的冷场。几个大教授一合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演一出“双簧戏”。没人骂就自己骂，没炒作题材就自造题材。就像搞学生辩论会似的，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互打擂台。这种事让钱玄同与刘半农搭帮做最合适，他们一个偏激，一个活泼，本来就是一对活宝，刘半农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

于是，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一直骂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童焉心伤”：

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

文章故意把林纾捧到九天之上：“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 按照“敌人的朋友必是敌人”的分类法，既然王敬轩赞美林纾，那林纾就是新文化的敌人，“反击”林纾就有了理由了。

真是足不出户，祸从天降，林纾莫名其妙被拖进了这趟浑水中。就在同一期，刘半农以记者身份，撰长文反驳“王敬轩”，继续拿林纾开涮，嬉笑怒骂，尖酸刻薄。刘半农讥笑林纾翻译的外国原著，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好著作，他没有选，或没有那个水平去选。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文章最后的话，愈说愈难听了：“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为墓铭’！”

2月初，胡适回到北京。他觉得这种自己与自己辩论的做法，未免过于游戏，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鲁迅认为唱唱双簧戏，也无伤大雅，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沈尹默后来“爆内幕”说：胡适因为对这件事不满，提出要把这个杂志编辑归他自己去编，不许刘半农与闻，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沈氏出头对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胡适只好听从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

这段“逸闻”，后来被胡适斥为“全篇扯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事实上，《新青年》采用同人制两个月，刚刚出现良好势头，而胡适又才从家乡回来，以他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在这时提出推翻同人制，自己包办《新青年》的。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1919年元旦刚过，陈独秀就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正式打出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他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受到旧势力的非难，乃意料中事，但这种非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面临八面非难、乌云压城的局面？如果是，何以刘半农却说“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呢？

鲁迅在1927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白话文，已具备了上升为国语的条件，加上《新青年》“有意的提倡”，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便得以“轻轻俏俏地成功”了。胡适分析说，“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原因之一，是“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不乏坚持文言文者，黄侃即其中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这种调侃虽然很刻薄、过瘾，却没有说服力。中国人常以占些“我是你老子”之类的嘴上便宜为乐，堂堂章太炎弟子，不能免俗，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卫文言文，果然“太差了”，怪不得白话文可以势如破竹。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