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新青年》受到最激烈非难的，并不是文学革命，而是伦理革命。

陈独秀在1916年已经断言：“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陈独秀断言，要实行共和立宪制度，就必须打破纲常阶级制。两者绝对没有并行的余地。他宣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伦理革命，“非孔”是一个总题目，下面还分许多章节，从“天、地、君、亲、师”一路颠覆过来。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什么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统统在横扫之列。

自从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之后，新青年们开始指名道姓批判孔儒，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撰写了一系列“非孔”文章，如《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子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等，对旧文化、旧伦理发起猛烈攻击。

另一员非孔猛将是四川的吴虞，主攻“非孝”、“非礼”，曾写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文章。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引用道、法诸家之矛，攻儒家之盾，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吴虞就说“六亲苟和，孝慈无用”，推而论之，国家强盛时就没有忠臣。这种强词夺理，把旧学人士呛得说不出话来。胡适称赞他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老英雄”对新文化，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他以道反儒，不过用一件古董去否定另一件古董，终究是反不出一种新文化的。他因为与父亲翻脸，被赶出家门，心怀怨恨，适逢新文化运动，他那些骂家庭、骂孝道的言论，正好应节顺时，才成就了一番虚名而已。吴虞自己就是典型的家庭专制主义者，当他面对女儿时，自己所痛骂过的那些“魔头”特质，就从骨子里一一爆发出来了。以致钱玄同后来斥他没有身体力行自己的反儒主张，不过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在非孔的阵营中，鲁迅那支笔，比吴虞尖锐辛辣得多。1918年1月，当《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以后，鲁迅也获邀参加编辑会议，算是参与了编辑工作，成了“独秀辈”的半个同人了。钱玄同再三请鲁迅为《新青年》写稿，其殷殷之意，直如当年陈独秀望胡适的稿子，由“甚于望岁”，而至于“大旱望云霓”了。

4月，鲁迅终于把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写好了，清明节晚上，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一读之下，不禁两眼放光。这真是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第二天，他们把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连连拍案称绝。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出来。据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而“鲁迅”这个笔名，也随着狂人在月色全无的夜晚出现，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了。

这篇四千七百余字的小说，字字风霜，其中的许多经典句子，几十年来，被人们不断反复引用，被专家学者不断解读，被课堂上的学生不断朗诵着，早已家喻户晓。

鲁迅自我评价，这部小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又挑明：“《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作者本人的说法，恒为后人评论《狂人日记》最直接的依据。这篇小说一直被赋予了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表现了现代人最初的觉醒意识的意义。这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解读方式。

另一种解读，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货真价实的吃人肉。吴虞就是这样理解的。他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的读后感，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真实的吃人事例，证明凡是“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即使没吃，但想吃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净。

还有论者说，既然吃人是不分朝代，不分阶级，无人不吃，无时不吃的普遍现象，那么，这篇小说的锋芒所向，当已超越伦理的范畴，而直指人性的恶劣本质。这种本质，鲁迅用16个字概括，就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的《狂人日记》，注定也会有无数种解读方式。正如鲁迅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将注定会成为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年轻的傅斯年，便从这灰暗的小说中，读出了一片大光明来：“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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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他甚至兴高采烈地招呼大家：“带着孩子，跟着疯子——向光明走去。” 好像去春游似的。

但光明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才走得去？连鲁迅自己也不清楚。

“救救孩子”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经狂人喊出来后，新文化运动取而用之，高揭起人道主义的大旗。但在鲁迅看来，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吃人的，孩子被娘老子教坏了，也是要吃人的。人道在哪里？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不知道。

“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为什么容不得？不知道。

“救救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不知道。怎么救？也不知道。

胡适说我们还不配读经，我们配去救孩子吗？

改造国民劣根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谁敢说自己已经去掉劣根性了，有足够的资格去改造别人了？真正要“救救”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孩子是不是圣贤不要紧，关键是要确立一种连“海乙那”也不敢吃人的制度。只谈改造国民性，不谈改造政治，很容易为统治者说“这样的国民还不配享受更好的制度”留下空间。然而，“救救孩子”这口号，自从被这一代文化革命者奉为义不容辞的天职之后，遂由鲁迅笔下一个余音袅袅的省略号，变成一串串惊人的感叹号了。

后来鲁迅又写了《孔乙己》（1919年）、《药》（1919年）、《明天》（1920年）、《一件小事》（1920年）、《头发的故事》（1920年）、《风波》（1920年）、《故乡》（1921年）、《阿Q正传》（1921年）等一系列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篇篇都是杰作，其光芒不仅覆盖了《新青年》圈子，且在他的同时代，几亦无人可及。

陈独秀把鲁迅的小说奉为“上上乘小说”，佩服得五体投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退潮的1922年，犹衷心称赞：“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