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新派阵营要救救孩子，旧派阵营何尝不要？

新旧两派，各走极端，今天尊孔读经，明天打孔家店；一会儿是“肫肫其仁，渊渊其渊”，一会儿又是“时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个说“百善孝为先”，那个却说“万恶孝为首”。在当时固有惊世骇俗的效果，但可怜嗷嗷待救的孩子们，就在这拔河式的角力中，忽焉驱东，忽焉逐西，被掇弄得晕头转向了。

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叹息：“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之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福’是‘祸’，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 所谓救救孩子，最后却往往是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孩子。这也是革命者们始料所不及的。

不过，唐德刚把革命的高帽戴到老师头上，却不太合适。胡适谦谦君子，哪有搞革命的雄心？别说政治革命，就连搞白话文，他也不敢自称革命，而要说是“文学改良”。后来得到陈独秀的四十二生大炮声援，才敢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号上），“革命”的前面，加上“建设的”三个字，以消除火药味。

胡适对中国旧家庭、旧道德破坏人的个性，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有一句名言：“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言下之意，文化传播的过程，不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而是一个不断与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优势杂交的过程。国外好的东西要引进，传统中好的东西也要保留。

胡适也主张批判旧伦理，但不像吴虞因为与父亲搞不好关系，就非礼非孝，搞起“打倒家庭”的革命。胡适对母亲非常孝顺，甚至在婚姻问题上，也顺从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半文盲小脚女人，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在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时髦的时代，一个大名鼎鼎的留洋新派人物，竟出于孝道维持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岂非咄咄怪事？

胡适1919年所写的小说《一个问题》中，可以视作他对这桩婚姻的悲观预言。小说主人公的婚姻由老师包办，婚后生儿育女，为了谋生苦苦挣扎，不仅身体垮了，年轻时的激情与创造力也消磨殆尽，一生就这么毁了。他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茫然发问：“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呢？”

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解放这位女性。解放妇女的前提，是要自己先解放了的，如果连自己都没解放，如何去解放别人？这是胡适与鲁迅的不同之处，鲁迅是相信自己在铁屋之外，在要倒的车子外面的，他的责任是去扶一下车子，或推一下车子。但胡适却很清楚，自己还远远没有解放，又如何去解放别人？

他甚至很可能暗中希望妻子逃婚、私奔、出走、背叛，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他在结婚两年后写过一个剧本，赞扬一位与男友私奔的女性。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与小脚妻子的婚姻，以缺乏激情的形式，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胡适认为在婚姻不自由之国，断没有爱情可言；夫妻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言。然而，他1917年给未婚妻的一首诗中写道：“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反映出他内心的种种矛盾，互相交战，苦闷至极。不过，婚姻也为胡适带来一些意外收获，他因此而赢得了守旧人士的好感，使他在新旧两边都有朋友。

对孔家店的态度，胡适的立场，与其他新青年也不尽一致。胡适觉得孔家店固然要打的，但不赞成全盘打倒；鲁迅把批孔视作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陈独秀则把孔家店作为腐朽政治权威的基础来拆除。而胡适更关注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如何“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