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五四运动的预演 1

五四运动的预演

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曾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二十年内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个主张是胡适提出来的，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胡适希望扮演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色，而不要像他的前辈梁启超那样，在知识分子与政客之间，来回摇摆，身份模糊不清。

[胡适说] 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这是我自己的禁约。

胡适的这个主张，后来成了他“反对革命”的一条罪状。虽然谈不谈政治，纯属个人自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在二分法盛行的年代，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最初新青年同人大家约好不谈政治，可是，后来陈独秀要谈，这也是他的自由。陈独秀说：“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渐渐地，李大钊、高一涵他们都开始大谈特谈政治了。陈独秀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这几位北大教授和学生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谈政治了。

1918年的夏天，发生中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事件。这时因为中国留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在举行示威活动时，遭受日本警察殴辱，三千多人辍学返国，组织救国团。

又一个激动人心的5月来临了。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开全体学生大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上台讲述他们的遭遇。大家对政府的卖国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

在一片沉闷气氛中，北大学生罗家伦突然推开人群，跳到台上大呼：“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冯国璋（总统）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

大家轰然响应，平静的校园从此不复平静。正如陈独秀所说，政治找上门来了。

5月21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新华门前，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此一协定，呼吁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出发前，工专学生夏秀峰用刀子割破手指，写下“此条约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的血书，以激励同学奋勇前进。

蔡元培是不赞成学生们搞政治的，他曾坦言：“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竭力劝止学生请愿，但学生们不听，还是上新华门去了。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这是学生运动的启程炮。罗家伦宣称：“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

请愿风波平息之后，政治的空气却迅速弥漫北大。6月，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1918年10月，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等于承认，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与政治革命，是没办法分开的。不能单搞文学、伦理，而不搞政治。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出所谓的“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杜绝秘密外交，签订公开和约；确保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裁减军备；建立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联盟等等。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似乎已破蛹而出；一个充满公义、正义的新世界，似乎已展现它的伟大曙光。许多中国人都由衷欢呼：“威尔逊是个大好人！”傅斯年自豪地说，他可以把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几乎每战必败，这回中国虽然没有派一个兵到欧洲战场，但好歹“站对了队”，成了胜利国，整个中国都兴奋得发狂了。徐世昌总统下令全国放假三天，让大家去狂欢。

北京六万民众在太和殿前聚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在许德珩的记忆之中，“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