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五四运动的预演 2

楼）。”

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学者，在天安门前的露天讲堂，一连做了三天演说。蔡氏宣称协约国的胜利，有四大意义，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他以安那其主义的目光去看待这场战争，因此，他乐观地预言“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他认为欧洲战争与我们是无关的，俄国革命的胜利，才是新世界降临的转折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安那其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民粹主义者认为是庶民的胜利。

新文化诸子纷纷发表文章，纪念战争的结束。他们普遍地对未来表现出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这是法治主义的胜利，独裁主义的失败。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为这场战争赋予了许多五光十色的意义。自由、民主、科学、民权一类口号，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被推到了三万五千尺高空，光照寰宇。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统摄于新文化运动之下，但没有提及“民主”，这并不是他无心之失，把两轮车变成了独轮车，在他看来，“新的”就是“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用民主的新精神，去创造“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什么是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他们引进西方文化，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

据有心人统计，《新青年》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63册，其中直接谈论科学问题的文章，只有两篇译作，六篇原创；研究民主的文章，只有三篇译作。 这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有口无心，而是在他们的理解中，民主与科学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前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民主与科学的；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与科学。所以，胡适批评陈独秀对“科学”与“民主”的定义，不甚了了。

胡适代表了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种观点。胡适奉杜威学说为圭臬，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不能不尊重少数，更不能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科学的法则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两种民主观、科学观，一接触到中国的实际问题，必然出现分歧，一个要革命，一个要改良；一个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个要点点滴滴的改变。分道扬镳，也就是迟早之事了。

《新青年》在北大掀起了一股“新旋风”，学生们每期都争相传阅。每一篇文章都吸引着大家，从课堂到宿舍，从操场到饭厅，到处可以听到学生们的热烈讨论。大家把汉花园北大一院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叫做“群言堂”，把红楼一楼的图书部主任室叫做“饱无堂”——这是学生们开玩笑起的“雅号”，前者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意，以南方学生居多；后者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意，以北方学生居多——这两个地方，常常是“小朋满座”，聚议盈庭。

大家无拘无束，没有辈分与亲疏，自由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罗家伦追忆，“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

傅斯年和他的前辈章太炎、梁启超一样，一旦认定了新文化、新思想，便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师门。他几乎天天往《新青年》杂志跑，最初陈独秀还担心他是黄侃等守旧派的卧底，后来读了他的文章，才确信他就是自己千呼万唤的那种“新鲜活泼”的青年。

傅斯年的性格，火急火燎，勇于任事，他喜欢《新青年》，?想加入它的队列。傅斯年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还没进入《新青年》圈子时，《新青年》就像一个闪闪发亮的殿堂，等他进入了，又被另一个更具光芒的梦想所吸引了——自己办一份杂志。

傅斯年随即和徐彦之（子俊）、顾颉刚、潘介泉、罗家伦（志希）等几个学生朋友商量，徐彦之主张说干就干：“不成功也没什么不可以。”于是他们带着游戏的心态，把这当作未来的一种职业实习，开始着手筹备。他们作了一个预算，由徐彦之找陈独秀协商，看校方能否在经费上资助一下。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学长的支持，令学生们大受鼓舞。他们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

然而，北大校方资助《新潮》，在校内却引起不少非议。最令旁人妒忌的，是校方出资给《新潮》，对其他刊物不公平。教授评议会讨论后，决定对校内所有刊物一律只垫款前三期。这样一来，从第四期开始，《新潮》就可能断炊了。

一本没有名家支撑，靠几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搞起来的杂志，甫一问世，就有这样的成绩，实在是一个异数。与当年《新青年》创刊时惨淡经营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思想界，已跨越了不同的世代。胡适也承认：“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俱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在《新青年》与《新潮》的互相唱和下，北大更加热闹了。罗家伦兴奋地指出：“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法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这个运动，英文名叫Enlightenment，意为启明。而德文称为Aufkl?rung，带有廓清的意义，似更恰当。）”

Enlightenment，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词汇：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