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1、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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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

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率领军事家蒋方震、政治学家张君劢、外交家刘崇杰、经济学家徐新六、科学家丁文江，以及负责后勤的杨鼎甫等七人，组成一个非官方考察团，前往巴黎，以观察员身份，就近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咨询顾问和援助。

1919年1月21日，徐世昌总统特委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意公使魏宸组，以及由南方护法政府委派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由于代表团人数甚少，力量单薄，因此，民间对梁启超寄予颇高期望，希望他能够“化私为公”，协助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合理的权益。

在中国五人代表团中，首席代表陆征祥，上海人，生于1871年，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出任外交总长，中国政府的现代外交体制，由其一手创立。顾维钧，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外交官，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成回国后，曾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七项要求：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大致上，还是梁启超出国前与外交委员会商定的那些要求。其中包括，把德国在1898年利用不平等条约，强占的山东青岛权益（包括租借地及路矿权、铁路警察权等附属权利），归还中国。

1919年1月 27日，巴黎和会召开最高会议（即美、英、法、意、日所组成之十人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被邀列席，日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他一开场就打出了一张令中国代表相顾失色的牌：原来早在1917年2月，英、法、意三国已经和日本签订密约，保证在战后支持日本获得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的领土权。一直对中国表示同情的美国，也哑口无言了。顾维钧起而反对，指出此问题须先由中国陈述理由，再行讨论。

1月28日，顾氏在十人会议上，不用讲稿，即席陈词，长达半小时，解释中国直接收回山东权利的理由，并表示愿将中日密约公开。所谓中日密约，指1918年9月，段祺瑞曾以牺牲山东权益为交换条件，与日本签订了2000万日元的秘密借款合同。该密约规定，日本有权在山东筑路，有权驻军青岛、济南。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的字样。根据此规定，日本不仅继承了原德国在山东之所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2月2日，农历大年初二，日本公使小幡趁中国人都在过年，向中国外交次长陈箓提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发言反对日本，全失友谊，要求电令其不得宣布中日密约，并改变态度，凡所主张，非经日本同意不得提出和会，否则日将取消去年9月参战借款合同，索还已付的300万，并以将取相当行动为恫吓。坊间甚至哄传，日方要求中国撤换顾维钧、王正廷二位专使。

研究系再次挺身而出。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的双方代表，提议共同要求政府公开中日密约：“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口口（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陆征祥）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 在熊氏的推动下，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

由于有民间及各政团党派的积极参与，当巴黎和会召开时，外交问题，已受到国内、国外（留学生与华侨）舆论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政府的一言一行，都在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由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每天都刊登大量有关和会的新闻、函电。没有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单靠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搞不出一个五四运动来的。

4月11日，章宗祥从日本返国，在东京车站被三百多名愤怒的中国留日学生包围痛骂，学生们大叫“卖国贼”，把一面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等字样的白旗，投掷到他的汽车上，竟像下雪一样把汽车覆盖了。章宗祥的夫人吓得抱头而哭。陈独秀在国内闻讯，幸灾乐祸地嘲笑说：“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忍这样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