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巴黎和会已到了最后时刻。

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在巴黎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第156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

以上三条款中，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噩耗传出，最先行动起来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一班研究系人士。梁氏在获悉交涉失败的消息之后，火速驰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在国内发动不签字运动，声援中国代表团：“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外交委员会决定不能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由国务院拍发。同时，国民外交协会也宣称，如果巴黎和会不能采纳中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代表，并通告全国，定于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许德珩证实，汪大燮向蔡元培透露消息的时间，是5月2日：“最初，这个消息（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是林长民（一说是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于是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于1919年5月2日晚间召开紧急会议。” 不过，许德珩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这个会是5月2日下午开的。

那么，这个会究竟是下午开，还是晚上开？

据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回忆，是在当晚开，但只是循例举行的社务会议，并非专门为讨论山东问题而开的，“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会上大家不约而同谈到山东问题，愈谈愈激愤，当张国焘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时，大家轰然响应。于是，会后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7时在北大法科第三院礼堂开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的代表参加。

另据北大学生何思源回忆，“5月2日（他没有说明是白天还是晚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何思源说他当时是学生班长，参加了这个会，并亲聆蔡氏演说。代表们决定翌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间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这个会，与许德珩召集的国民杂志社的会议，显然不是同一个会。那天北大究竟开了几个相关的会？有哪些人参加了？关于第二天举行各校学生会议的决定，是在哪个会上作出的？各家说法不一，言人人殊。事实上，那天许多学生团体，都纷纷召集自己的会议，商讨抗议办法。

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地下的。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二十余人——据高师学生俞劲回忆，大部分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等——曾秘密碰头，讨论如何暗杀卖国贼，如何举行暴动。最后决定派人密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行踪。夏秀峰也证实，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在5月7日的国民大会上，“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学生们决定5月4日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5月7日到中央公园去出席会议。他们原来的计划，须提前于今天执行，到哪一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因此时还不知道一定是到曹汝霖家里去），就在哪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

这些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

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