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

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的一百五十年中，中亚文化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文学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丰富，民间文学发展起来，排挤了宫廷文化，到18世纪上半叶，宫廷文学急剧衰落；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通俗性改编的现象普遍；此外，中亚文学的特点是双语制盛行。史学在16世纪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产生了传世之作《突厥世系》（Shajara-i Turk）和《土库曼世系》（Shajara-i Tarākima）两部珍贵史书。与以往相比，中亚哲学从16世纪起进入衰退期，到17世纪，中亚哲学的主要活动是对以往的哲学著作的评注，缺乏新的哲学观、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绘画方面，撒马尔罕学派取代了16世纪5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布哈拉学派。

17世纪，中亚文学的内容出现多样化，与城市手工业者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民间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赫拉特诗人尼扎姆·赫拉威（Nāzim Herawī，1601—1671）的颂诗、四行诗反映了工匠阶层的生活。奉赫拉特统治者阿拔斯·库里汗之命，尼扎姆于1662年完成了名为《优素甫与祖莱哈》（Yūsuf o Zulaykhā）的两行诗，这首两行诗被认为是伊朗和河中地区有关这一主题的最优秀的诗歌之一。

塔吉克族诗人赛伊多·米尔·阿比德·纳萨菲（Saida Mīr ‘Ābid Nasafī）是17世纪中亚最杰出的诗人。他出生于纳萨夫城（Nasaf，今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首府卡尔希），以后在布哈拉城生活，于1707或1711年卒于该城。他的诗歌与布哈拉宫廷诗人针锋相对，不是歌颂帝王和达官贵人，而是歌颂普通劳动者和穷人。赛伊多在诗中写道：“不论我在何处遇到穷人，我都使他们欣悦，从这片草原流出的泉水，将变成我篮子里的第一朵鲜花。” 赛伊多熟练运用以往诗歌的所有风格，他还引进了新风格，在《春天的旋律》（Bahārīyāt）一诗中，运用了寓言故事，借动物之口描绘了封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形象，他指出，像蚂蚁一样乱爬的劳动者实际上高于一切，他们如果团结起来，就能战胜狮子。4他的韵文广泛吸收手工业者的术语和表达方式。5有权威人士评价说：“他的优美颂诗是文学界人士的范文，他优雅的五行韵文（Mukhammas）是花篮中的玫瑰，他写的关于年轻男手工艺人的短篇爱情诗《倾国倾城者》（Shahr-āshubs）在国内引起了哄动。” 6

乌兹别克人吐尔迪·法鲁克希（Turdī Farrukhī，卒于1700年左右）出身于部落贵族，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过着贫困生活，他的创作题材与赛伊多接近，以诗歌的形式谴责伯克的横暴，号召乌兹别克部落团结起来推翻不称职的汗，号召停止造成人民破产的封建内讧。在写给氏族和部落联盟长者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从同一个衣领中扬起你们的头颅，给你们自己穿上同一件衣服，使你们只有一个衣领和一个袖子。”7此外，反映民生的诗人还有巴巴·拉希姆·马什拉布（Bābā Rahīm Mashrab），他的诗歌对压迫与不公正提出了抗议，得到广泛流行，1711年，他在巴尔赫被处决。

17世纪，中亚杰出诗人费特拉特·扎尔杜兹·撒马尔干迪（Fitrat Zardūz Samarqandī，1657—18世纪初期）出生于撒马尔罕的一个工匠家庭，在布哈拉城接受教育，并在此度过了他的余生。费特拉特以各种波斯诗歌风格创作，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年轻的洗衣男工》（Gāzur pisar），在此诗中，他描述了一个洗衣男工和一位美女（统治者的女儿）的爱情悲剧。

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思人的文学中，各种体裁和内容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杰出的是反映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思人抗击准噶尔封建主斗争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玛纳斯》规模宏大，跨越的历史长达几个世纪，涉及的地域包括中亚和蒙古草原，囊括了古代吉尔吉思人的政治、法律、哲学、地理、宗教、道德、文化以及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是一部全面反映吉尔吉思人生活的百科全书。《玛纳斯》不仅保留着吉尔吉思民间文学的特征，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多种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

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在土库曼人中广泛盛行的是四行诗，它是一种把诗和散文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叙事诗，最受欢迎的是安达利布·穆罕默德·加里布（Andalibu Muhammad Gliarīb，1710—1770）的四行诗，他的诗作除了具有苏菲思想外，也有反映民生的主题。

17世纪，中亚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双语制盛行。16世纪，察合台文学兴盛，到17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能够用察合台突厥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创作，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精通阿拉伯语。如今保存下来的17—18世纪的察合台突厥语的佳作有穆罕默德·阿明·赫尔克提（Muhammad Amīn Khiraqatī’ Gumnām’，约1634—1724年）的《爱苦相依》（Muhabbat-nāma o mahnat-kāma）的两行诗；18世纪，佳作有喀什噶尔人穆罕默德·阿布·萨拉希（Muhammad Abū Salāhī）的两行诗《花儿与夜莺》（Gul o bulbul）；叶儿羌统治者加罕和卓（Jahān Arshī，1736—1756年在位）资助将一批波斯语著作翻译成突厥语著作，其中有费尔多西的《列王纪》，还有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 （Muhammad Sādiq Kashgharī）把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译成突厥文。

17—18世纪上半叶，普什图语著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7世纪，世俗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塔克部族的酋长胡什哈尔（1613—1689），他用普什图文和波斯文写了很多诗，经后人整理为《胡什哈尔哈塔克诗集》。他的诗表现了普什图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爱情、狩猎、驯鸟、战功等。他以诗歌为武器，表达了阿富汗人对莫卧儿统治者的刻骨仇恨。胡什哈尔借鉴了波斯诗歌的形式，但他没有把古典韵律生硬地照搬到普什图诗歌之中，而是采用流行的普什图诗歌韵律，普什图语的韵律是按音节的，诗歌形式由在每行第四个音节上反复出现的重音构成。胡什哈尔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内容流露了他的爱国情感和道德准则：



我的宝剑扎在腿上，

去捍卫阿富汗的荣耀与名誉，

我是这个时代的一名战士，

哈塔克汗胡什哈尔是我的名字。8



由于胡什哈尔在普什图诗歌上的贡献，他被称为“普什图文学之父”。在创作诗歌的同时，胡什哈尔还用普什图语编写了其他一些著作，如《猎鹰的训练》、《民间药方手册》和《笔与剑之间的对话》，关于他在监禁和流亡中的报道，以及一本斯瓦特地理学书。胡什哈尔之子塞干达尔（Sikandar）、阿失拉夫（笔名Hijrī），女儿哈利马（Halīma）、孙子阿富查里·哈塔克（Afzal Khatak，卒于1735年）都用普什图语作诗。阿富查里·哈塔克还用普什图语写了一部普什图人的历史《宝史纲》（T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