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经济

，以实物徭役的方式强迫本省农民把杨吉渠工程路线延长，这样，他没有花个人任何资金就将水引到了自己的土地上。” 24

随着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灌溉地的扩大，一部分牧民转向定居生活。“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亚处在逐步定居化与转向农业的过程。大量乌兹别克部落主要居住在卡什卡河谷、苏尔汉河谷和泽拉夫善河谷以及费尔干纳盆地和花剌子模，19世纪中期，他们大部分已经是定居农业居民或半游牧居民。” 25

在希瓦汗国，乌兹别克人转向定居生活的过程缓慢，其完成的时间大概不早于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初，一部分乌兹别克人还没有固定的村镇，他们在自己耕作的地区搭起类似窝棚的临时住所，固定村镇的确立相当晚。定居化过程中形成的居民点往往以大的部落名命名，如弘吉剌惕、曼格特、钦察、努库兹、契丹等。到19世纪中叶，乌兹别克族牧民转向定居的步伐加快了。

希瓦汗国的土库曼人，特别是阿姆河中游的牧民，在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从游牧转向定居，由于土库曼人的耕地大多数在渠道下游，如果上游用水过多，下游就经常缺水，所以这一转化过程十分缓慢。大概在19世纪40年代，农业在土库曼人那里才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1842年访问希瓦的俄国人达尼列夫斯基的报道中判断。他指出，住在老乌尔根奇、塔沙乌兹地区和汗国西北部其他地区的土库曼人在他们开垦出的土地上，从事农业。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土库曼人主要从事农业。26

浩罕汗国统治者十分注意农业水利建设。19世纪，浩罕汗国的灌溉网扩大，加速了游牧人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牧民的比重逐渐降低，半游牧半定居的人数占据了重要位置。分布在费尔干纳北部山前中央地带的钦察人所饲畜群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由于牧场不能满足增长需求，一部分牧民开始从事农业。在这些人中，除了缺少牲畜的贫穷牧民，还有较为殷实的畜牧者，后者在畜牧业与农业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利益。19世纪上半叶到过费尔干纳的旅行者指出，这里遍布着人口众多的村镇，居民从事农业、植棉业、养蚕业和园艺业。

在布哈拉汗国，由于缺乏维持畜牧业发展的足够数量的牧场，牧民没有足够数量的牲畜，游牧生活方式难以继续。据19世纪上半叶旅行家们的记载，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乌兹别克人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巴托尔德认为：“布哈拉汗国与希瓦汗国不同，游牧民定居化只是在氏族的个别一小部分人当中发生，而不是整个氏族同时定居化，这大概是因为灌溉的条件不同。” 27布哈拉人阿布杜尔克里木指出，在撒马尔罕到布哈拉之间的地区，一半居民从事农业，其他居民从事畜牧业。1820年俄国使团成员梅耶朵夫访问布哈拉汗国，据他报道：“在总数不到二百五十万人的居民中，约有一百万左右的人过着游牧方式的生活。”“定居和游牧民的这种分配比例的情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40—60年代。” 28

然而，灌溉土地也未能充足到使大批牧民转向农业，因此，存在着一大批半游牧半农耕的居民。苏联学者格列边金指出，在泽拉夫善河流域，一些居民住在用芦苇和麦秸修筑的、外面涂上黏土的帐蓬内，春天和夏天赶着为数不多的牲畜在耕作的田地附近放牧。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征服之时，中亚地区从游牧转向定居的过程还未完成。

18世纪下半叶，中亚农村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点主要从赋税的变化上反映出来。以往在农村收取的地亩税，一部分以货币缴纳，一部分以实物的形式缴纳，以什么方式收取由各省行政长官决定。19世纪初期，在中亚诸汗国，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的趋势日益明显，有史料指出，地亩税常常“折合成货币”。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是封建制度解体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在农村，大地主常常借贷给迁入自己土地的无地农民，这种贷款名为布纳克，无力偿还布纳克者长期留在主人身边，如果欠贷者去世了，贷款将由其后代偿还。布纳克的出现反映了地主与农民之间以土地为纽带形成的依附关系已经松散。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年中，中亚手工业在生产力方面没有明显的突破。埃米尔、汗和伯克的专横暴虐，以及各地封建主的剥削和高利贷，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和改进。在俄国人来到中亚以前，在布哈拉汗国，城市对工人的需求是有限的，无地农民进入城市的机会不多。像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大城市，居民人数在整个19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一点足以说明中亚手工业的发展状态。

尽管如此，中亚的一些城市，如新老乌尔根奇城、赫扎拉斯普、弘吉剌惕、哈吉利（Khwajili）、塔沙乌兹、古尔连和汗喀赫等，纺织、制陶、冶铁、珠宝、面包坊、糖果等行业已经有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有些旅行家在写到中亚的手工业组织和谈到当地手工业者状况时说，资本家分配给一些熟悉的家庭以清理棉花的工作，给另一些人分配纺纱、织布、染色的工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组织——家庭手工工场——在中亚开始出现。然而，手工工场没有达到15—16世纪欧洲工场手工业的那种水平，直到19世纪中叶，中亚城市接纳破产农民的能力还十分有限。这一点可以从中亚城市人口中反映出来。

19世纪上半叶，布哈拉汗国最大的城市布哈拉有七万人（伯恩斯说有十五万人），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约有三万居民，塔什干只有六万至八万人，浩罕城有三四万人。29达尼列夫斯基在1842年访问希瓦时，指出希瓦都城居民数为四千人，绝大多数是政府官员、宗教界人士和商人。30根据1858年前后进行的一次教区居民普查，居住在希瓦城及其周围的居民总计少于1.8万人（4493户）。31汗国的另一大城市是阿姆河左岸、离希瓦城东三十公里处的新乌尔根奇，据俄国旅行家穆拉维耶夫估计，该城市人口超过了五千人，而达尼列夫斯基则认为不超过两千人。32俄国军官波塔宁少尉说，浩罕城居民有三千户，男性1.5万人。33浩罕城到19世纪中叶达到八千户。34以上数字反映，城市居民在中亚所占比例很小，绝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农业地区。

从18世纪下半叶起，中亚地区的对外贸易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贸易中心东移，布哈拉汗国与东部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繁荣起来，在中亚东部形成了区域性市场；二是中亚诸汗国对俄贸易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18世纪中叶，随着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平定和浩罕汗国的强大，中亚商贸重心东移，在中亚东部形成了许多商业繁荣区“热斯太”（乌兹别克语，意为“集市”，即常年商业区）。布哈拉和希瓦汗国的商人纷纷来到浩罕汗国诸城和中国新疆各绿洲城市贸易。据巴托尔德（又译巴尔托里德）说：“在俄国征服时……费尔干地区首次在土耳其斯坦取得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在俄国统治下一直保有这种地位，乌兹别克汗国时代的另一遗产是塔什干城的兴起。塔什干现在是土耳其斯坦的首要城市。” 3518世纪末，以塔什干城为首的锡尔河北岸城市取代了河中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城的地位。

随着商贸中心的东移，中亚与中国清朝统治的天山南北地区，俄国统治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联系加强了。中亚商人纷纷来到喀什、叶儿羌、阿克苏、英吉沙以及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奇台、木垒等地，布哈拉商队曾绕道卡拉捷金（在今吉尔吉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