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岳涛，戴国斌，苑城睿

(1.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含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8；2.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博士后工作站，上海 200021；3.黄冈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1 “止戈为武”的训诂公案及尚存问题

“止戈为武”的训诂之争一直是学术界一段公案[1]，在这段公案中“武”作何理解影响到人们对于武事本质的看法，也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武德”的认知和判断。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夫文，止戈为武”典故之后，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正式将其作为会意字代表，从造字逻辑上确立“止戈为武”的意义生成。然而清代以来，有学者对此提出新见，如俞樾，以武字“从止”如“舞字之从‘舛’”“从戈”如“持干戚”，而训“武”为“舞”，引申为“勇武”[2]。同持此论的如清人毕沅[3]“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此两种新见，虽未直接否定“止戈为武”，但事实上强调“止为足”的运动性和主动性，是对“止戈”传统理解的重要解构。而近现代以来的知名学者如唐兰、杨伯峻等，则沿此路线进一步推进。唐兰[4]认为“武”字是象形而非会意字，从戈从止，应该是“荷戈而行”，是“步武”而非“止戈”。杨伯峻[5]则提出“象人持戈以行，有“战以止战”“杀以止杀”之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新观点认为，“武”字当作“疋戈为武”，以“疋”为足，以“戈”作为“神?”，训“武”为“神的足迹”[6]。比较分析看，以武为“舞”，虽有音义相近相通可能，但缺乏有效字符源流依据，尤其是无法揭示“武”之暴力文化特征。而以“武”为“神明的足迹”，则略显牵强，且有抽空几千年来的武文化内核基因之虞。虽然在卢氏细致的考据中，甚至可以看到许多颇具闪光点的联想和文献论据，如提到屈原“先王之踵武”。但回避“戈”作为典型兵器象形事实，而以“戈”作为神灵，则在逻辑上存在“强扭”之虞。事实上，古人对于上帝神灵或人间圣王、祖先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在上古时代能成为人类之首领，赢得众人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武力或对兵器的持有；如后羿持弓箭、刑天舞干戚等，这是人类早期神话中的共同记忆，“武”假如可以在此逻辑中指代“神明的足迹”，那也是因为“圣王”“神明”“祖先”在他们上古迁徙开拓之路上，保留“手持兵器”的英雄形象的记忆。“戈”上升为某类人(圣王)的符号标识。在这个过程中，“戈”或构成“神?”的符号基础，但不能取代“神?”本身。我们不可以选择性忽视“戈”作为武器原始面貌而片面放大其与“神?”的相近关系，前者才是后者的逻辑根基和前提。随着包括武学研究在内的各界学者的逐渐加入考辩，对于“武”字的理解开始逐渐分化形成“持(荷)戈而行”与“止戈为武”并立争讼，并以前者(持戈而行)占据优势的格局。乔玉成[7]分析认为前人已有研究对“武”的训诂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人们训“止”为“趾、行”，则“武”为“征伐”；二是从人们表达战争观、武德观的角度来看，又存在训“止”为“止息”，如此则“武”为“止息干戈”。杨建营等则从字源学的角度系统梳理“武”及“德”的初始本义，其中训“武”为“持戈为武”，“德”为“直心正行”；并从“核心义”“拓展义”和“升华义”3个层次论述中华武德的内涵。

综上研究无论是对于梳理“止戈为武”的训诂公案，还是对于“武德”的内核探究，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补充的空间。第一，“武”的现代诠释，虽可以置于字源学和武德观两种不同视角将其分别训为“持戈”和“止戈”，但这两种视角并非对立，非对立视角下同一个字有恰好相反的含义，这是有悖逻辑的。第二，“止戈为武”之“止”，虽从“象形”的角度看，有“从足”的指向，或可解读为“持戈行军”之象形义；但先秦训“止”为“停、息”已是集体默认用法，其中当有字义转变或生成的背景和根源，而不能轻易把训“止”为“止息”当做许慎的“附会”或“强加”。第三，“武德”作为历史概念与现代语境下的“武德”存在核心文化基因的延续，对“武”之原始义的理解变化也势必影响到人们对于“武德”文化内核的理解。鉴于此，继续追问“止戈为武”的原始字义生成，追溯“武德”之文化生成，是我们分判公案，进一步认知中华“武”文化独特本质，确立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2 字源学意义上“武”字的形义再探

2.1 “六书”逻辑下的“武”是会意字而非象形字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小的疑问：造字逻辑上“看起来像”就是象形字吗？这需要进入古汉字造字语境看待此事。中国古人造字逻辑主体为“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序》将其概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6大种方式。象形为最原始的造字逻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但象形字有一个特点：指物为主，如日、月、山、羊、马、鱼、鸟等，都是用最简单原始的字符，描画天地间各种具体的物类。也正因为如此，象形字的范围和意义极其具体有限，不能满足人们语言表达丰富性的需要，因而有其他“五书”；但其他“五书”多立足于象形字符与字根基础之上。如此，一个很容易造成人们误会的现象浮出水面——许多看起来生动形象的字符，其实并非象形字，而是属于其他“五书”范畴。如所熟知的案例，“本”“末”二字，主体形象就是一棵树，从木；唯一的区别在于多了一点，这一点标在树木的下部，指代树根，则为“本”；标在树木的上部，指代树梢，则为“末”，这两个字画面感十足，其实是“指事”字。

那么反观“武”字的造字逻辑，也刚好存在相同的思路。《说文解字》认为“武”是会意字，不仅如此，还把它作为会意字的典型代表，这就值得进一步思索。作为中华文字学奠基者的许慎，如果在细微处有判定失误或可理解，但在他著名的“六书”理论中提出典型代表居然存在自相矛盾的“错误”，则实属异常。再细究《说文解字·序》所言“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8]500的解释，则再无违和处。“比类合谊”不正是要把两个及以上字符放在一起形成“合谊”吗？虽然“止”“戈”两个部首均属象形字，但二字根原本是两个“物”。当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以“合谊”的方式，让这个新字符获得一个抽象而不具体的新含义。杨国荣[9]指出，原初之“物”有其本然性与自在性，而“事”就其静态而言，是进入人知行之域的“物”；就其动态而言，“可理解为广义之行以及与知相联系的活动”。“武”字包含两字根“止”与“戈”，此二“物”既已然参与人类知行，其“合谊”的本质又表现为“关系”的属性。由此可知，“武”属“事”而非“物”，“物”具体有形，可以象形描画；而“事”属抽象，只可物物关联以意会。因而，“武”字属会意字而非象形字，许慎原本应当没有错。

2.2 “止”字的赋义逻辑：双“止(足)”为行，单“止(足)”为停

除楚庄王“止戈为武”典故之外，还必须回到“止”作为单独的字或字根的古代使用环境中来看。其实在先秦大多数“止”字的使用场合中，“止”为“停止、止息”或与之相近之意是人们集体使用，并无意义争讼。《诗·商颂》：“邦畿千里，惟民所止。”[10]止为“住所”，有安顿之意。老子《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1]125“知止”同“知足”，意指“停下脚步”。《庄子·德充符》：“人莫鉴於流水，而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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