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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区块链治理的策略与前景

时间:2023-08-16 03:44:44

【内容摘要】?0?2?0?2技术治理的核心在于平衡发展与安全二者的关系,而国家在治理新兴技术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特别是区块链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处处展示了其“颠覆性创新”的特征。一方面,区块链技术是构建信任机制的新方案,也是元宇宙、Web3.0等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难以篡改等特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实施洗钱、勒索等犯罪行为。这不仅冲击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且颠覆了美国金融霸权的运行逻辑。有鉴于此,拜登执政后,一改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对区块链技术放任自流的治理态度,转而主动介入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进程。拜登政府引入“负责任创新”理念,以“全政府监管”为手段,一方面将区块链中可能危害美国霸权与国家安全的部分“关进笼子里”,避免技术负面影响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积极稳定市场预期,鼓励社会资本在安全有序的基础上投入到区块链技术生态,形成市场需求带动科技创新的正循环,进而达到区块链技术服务美国霸权的目的。

【关键词】?0?2?0?2区块链 ?0?2技术治理 ?0?2负责任创新 ?0?2美国霸权

【作者简介】?0?2?0?2蒋旭栋,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后(上海 ?0?2邮编:200062)

【中图分类号】?0?2D871.22 ?0?2?0?2?0?2?0?2?0?2?0?2?0?2?0?2?0?2?0?2?0?2【文献标识码】?0?2A

【文章编号】?0?21006-1568-(2023)04-0136-21

【DOI编号】?0?210.13851/jki.gjzw.202304008

新兴技术治理的核心是平衡创新发展与安全风险之间的关系。目前,区块链治理中的主要矛盾在于“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0?2Dilemma),即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并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就被预料到,但当技术产生不良后果?r,其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难以剥离的一部分,以至于难以对其进行控制。?0?2区块链技术的治理问题与“科林格里奇困境”高度吻合,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在野蛮发展状态下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国家安全问题,已经迫使行政主管机构不得不认真思考治理之道。

当前,美国是区块链技术创新最多、应用最广、市场最大的国家。拜登执政后,对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的区块链政策进行了微调,最明显的就是在2022版的美国《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CETs)中对区块链技术“降级”。同时,拜登政府在2022年3月发布了《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的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ssets,以下简称“《行政令》”),明确了6个优先事项: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金融稳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金融包容性以及负责任的创新、确保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同时,要求财政部、美联储、商务部等主要行政部门做好数字资产的优劣态势及风险评估工作。?0?2《行政令》的发布既是对美国国内长期围绕加密货币、数字资产、区块链技术等具体治理方式的总结,也明确了以“负责任创新”为前提的创新发展指导思想。因此,拜登的治理策略能否让美国区块链技术摆脱“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桎梏,在加速技术创新的同时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进而引导区块链技术服务于美国霸权,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

一、“科林格里奇困境”:美国区块链治理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区块链发展不同于量子物理、核工程等领域在发展早期需要政府给予保护和投入。区块链的发展是“自下而上”“因利而动”的,其发展早期并无政府介入,因此该技术从一开始就处于自发生长甚至是“野蛮生长”之中,进而使政府面对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愈发突出,治理难度也愈发加大。而且,对美国政府而言,区块链治理不仅是国内技术治理的问题,更由于其对现有金融秩序、数字空间的颠覆性影响,已经影响到美国霸权的稳固。因此,美国对于区块链治理的紧迫感正在上升,对突破“科林格里奇困境”的需求不断扩大。

(一)技术治理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科林格里奇困境”由英国学者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提出。他注意到新兴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认知的变迁并不同步,甚至相互背离。新兴技术在发展之初,社会认知无法跟上。当技术危害较轻时,没有人会认识到修正技术路径的必要性;但当技术的危害变得广为人知时,再要去控制技术发展路径,就变得异常困难且代价高昂。?0?2“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提出旨在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从而更有效地指导技术控制的具体战略。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科林格里奇困境”也经常被用来说明如何在知识不够用或在有争议的环境中管理不确定性或防范潜在的风险。

“科林格里奇困境”揭示了政府技术治理的核心难题:不确定性与滞后性。政策源于认知,而认知源于实践。针对新兴技术的发展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一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回答,正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给人们高效和便利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与伦理隐患。技术进步是一柄“双刃剑”,政府需要确立技术伦理规范,引导科技向善发展。但是,由于“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存在,科技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政府监管更新的速度,政府往往只能亦步亦趋,在不断试错中前进。然而,实践中政府往往并不能等待创新与治理的平衡自动出现,因为技术失控的风险太大,正如核武器出现后必须要加强国际监管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新兴技术进行监管介入十分必要。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方案来缓解“科林格里奇困境”。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预测技术创新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进行早期干预;二是让技术创新顺其自然,在风险出现后再去解决它。

第一,?防性治理。持这一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困境的本质是“节奏问题”,即政府跟不上技术变革,政策出台总是慢一拍,线性发展的政策调整不可能赶上指数式发展的技术变化。

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一种“预防原则”,对可能形成的技术风险进行早期干预。亚当·蒂勒(Adam Thierer)对这一原则的解释是:“在科研人员能证明它不会对个体、团体、特定实体、文化规范或各种现有法律、规范等造成伤害之前,不应接受新的创新。”?0?2而且蒂勒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林里奇困境只是对‘节奏问题的重复,先发制人地控制新技术的问题较为容易,因为新技术还很年轻,更容易管理。”?0?2在实践中,“预防原则”更容易被决策者接受。例如,在人工智能的监管中,中国重视对科技伦理的引导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制定完善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等。

段伟文研究员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化解之道是将其作为科技创新的内在环节,将科技伦理规范和价值观作为从0到1创新的有机目标。具体而言,为了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应从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等软约束入手,尽早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引入伦理治理框架,以提升相关责任主体的社会伦理风险意识,促使他们在具体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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